吴伟:1988年“物价闯关”高层决策(完全稿)

1980学社2018-05-13 20:30:03

「1980史论」


编者按:关于1988年“物价闯关”的议论不少,但是,迄今为止,在史实和细节上挖掘得其实并不够,甚至有严重歪曲史实的著述流传。最新一期《炎黄春秋》刊载吴伟先生此文,是一个较纵深的研究,它一定程度地基于作者本人在八十年代的身份和工作的角度。另有学者则是从其他角度加以探讨。对于历史事件的还原、认知和理解,需要多学科多角度。我们愿在1980学社这个平台上,呈现各家之论。

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上出现了一次较大失误,这就是“物价闯关”。失误虽然很快纠正了,但它的发生,对当时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和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十三大后中国经济、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图为198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



1.“物价闯关”的缘起

中共十三大之后,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赵紫阳在担任中央总书记的同时,仍然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赵在他的回忆录中,对1988年初以后他在价格改革方面看法变化的过程曾经有过一段说明,他说:“本来1988年仍然要继续贯彻前两年的‘软着陆’方针,但是1988年春天,各方面对物价上涨反映比较强烈,加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负作用逐渐显露出来,人们对权钱交易、‘官倒’等现象非常不满意。另一方面,当时也感到几年来实行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物价改革方针,即调放结合的方针,物价虽然年年在上涨,但价格严重扭曲的状况并没有多少大的改变。再加上那个时期小平一再督促我们,要我们下决心闯过物价这一关,认为这一关迟早是要过的,‘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由于上述种种情况,便产生了一种想法,与其采取这样小步前进的办法,物价虽然上升,但并未改变价格不合理的状况,不如干脆有计划地进行一次较大的物价调整。”“这个物价改革方案虽然后来由于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宣布停止实行,实际上并没有出台。但是设计这样一个方案,提出用这种办法进行物价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在思路上是不正确的。”


关于这件事的责任,赵紫阳说:“这件事如果讲责任问题,责任不在他身上(指邓小平),主要是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出的。一开始提出搞价格改革是我,中间改革方案的设计、国务院讨论的东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后感到有困难,决定推迟、放缓,也是我提出经他同意的。”
赵紫阳作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出现决策失误,他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1988年最先提出“价格闯关”的,不是赵紫阳,而是邓小平。


1988年初, 中央原定的经济工作方针,还是继续执行“软着陆”,没有出台大的价格改革的计划。赵紫阳从年初开始,他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工作方面的兴奋点,一直主要有两个,一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二是如何稳定物价。此外,在这段时间的历次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还议到了廉政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和改造、企业法修改、工会改革、做好准备应对突发事件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从未涉及到“物价闯关”。3月15日至19日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在赵紫阳的工作报告和会议讨论的议题中,也没有涉及到“物价闯关”问题。


4月初,国务院宣布,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猪肉、鲜菜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这个时候,赵紫阳多次谈到要主动理顺价格关系问题。2日,他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物价改革如果不前进,而退回去,那将有许多矛盾不好解决。


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界内部,和中央领导层与经济理论界之间在价格改革问题上曾经进行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在以什么方式进行价格改革问题也曾经有过争论。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们曾经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而“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但是,直到这个时候,赵紫阳在他的多次谈话中仍然没有涉及下决心搞“物价闯关”的问题。


1988年5月13日赵紫阳约马洪、安志文、房维中等中央财经小组有关人员讨论当前物价和工资。由此,他开始明确提出物价、工资改革“今后几年怎么搞”问题。赵紫阳提出有没有可能用几年的时间,“在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每年物价指数大体百分之十以下,八、九、十连续搞几年。相应地,把需要解决的物价问题解决掉”。安志文认为,“五年时间,百分之十,有的放,有的管。”讨论结束时,赵紫阳总结说,方案“就按今天谈的方向去搞。”“工资、物价,以体改委、计委为主。北戴河会议,就讨论工资、物价、流通体制。”但是,直到这个时候,赵紫阳在他的多次谈话中仍然没有涉及下决心搞“物价闯关”的问题。


5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赵紫阳首次明确把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提交中央常委会议正式讨论。他说,今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全年估计超过15%,也可能达到17%到18%。这是改革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的一年,形势是严峻的。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看主要采取些什么措施,集中力量过好这一关。过好了可以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赵紫阳还说,在物价工资问题上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提出一个系统方案,纳入改革计划,分步实施。反正是要过关,是否在北戴河对物价工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赵紫阳会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我们决心搞好物价改革”“过好这一关”的问题?据列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在此前的中央各种会议上,赵紫阳都没有谈到要下决心“过好这一关”,那么这个“决心”是谁帮赵紫阳下的?什么时候下的?据现在已有的资料看,是邓小平。


1988年5月5日,新任总理的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据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的记述,会见时,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李鹏在2007年2月出版了《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一书,该书在此前的2006年8月曾经印有一个非正式版本(以下称“征求意见版”)中,也记录了这次谈话的一些内容。日记中说:1988年5月5日“10 时,按通知,我去小平同志的住宅看望他。”“我说,我担任代总理后来过一次,这次任总理后,再来看您,希望您指教。”在谈到物价时,“小平同志说,提高城市人民收入是稳定的关键。能不能用3 年时间,扭转物价上涨局面?急也没有用,不要怕挨骂, 3 年能扭转就是一个大胜利。1 年不行, 2 年不行,要3 年,时间打得充足一点。计划一下,明年做些什么,后年做些什么。基本点要放在增加人民收入上。”(在该书次年2月正式出版时,这段记录被删除)。


据笔者了解到,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要用几年的时间“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一些青年学者的议论有关。笔者2012年5 月在访问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副局长唐欣时,听到他讲到当时的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1987年底,曾任张劲夫秘书,当时在光大集团工作的孔丹、曾任宋任穷秘书,后到中信公司的秦晓、时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的马凱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在议论当时经济改革的形势时,提出了一个“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论,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已经尽显,实施完全的价格改革,向单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体制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放开物价,物价势必大幅度上涨,发生抢购、挤兑,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混乱,甚至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情况,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有前车之鉴。要想比较平稳地度过这个“泥潭期”,必须加强中央控制,这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把这最难过的一步迈过去。


此后不久,孔丹见到老同学唐欣,谈到了他们的上述看法。1988年2 月,唐欣与邓小平之子、老朋友邓朴方见面聊天时,唐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上述对“价格闯关”看法。唐欣回忆当时的经过时说,“在我和朴方谈这个看法的过程中,朴方一言未发,但是听得特别认真”。唐欣在与笔者交谈时认为,此后虽然他没能再有机会与邓朴方交流此事,但据当时情况判断,邓朴方极有可能在回家后,将这种看法讲给他的父亲邓小平听,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思考。


对于物价问题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邓小平早有认识。1984年11月9日,他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负责人时就说过:“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不少问题,首要的问题是物价问题。”1985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赵紫阳等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也曾直接指出:“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如果邓朴方在与唐欣谈过之后,向老爷子转达了孔丹等人的“趁着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的看法,从而引起邓小平的重视和思考,完全是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当5月5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谈到“代表们意见最多的是物价问题”时,邓才有可能提出“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并要李鹏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开始明确谈到“过五关,斩六将”理顺物价,加速改革的问题。此后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


当然,从前面讲到的5月16中央常委会和后来的多次中央常委会、政治局会上赵紫阳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当时赵本人的态度很明确,对邓提出的“价格闯关”他是积极赞成、支持的。


客观地说,无论是赵紫阳在位的时候,还是后来被审查的时候,他都没有把“物价闯关”决策失误的责任归之于邓小平。时任中央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后来回忆说:“闯关过后,我曾经问过紫阳,‘价格闯关’是谁提出来的?紫阳没有直接回答。他和我说:这个失误应该由我负责任,因为我是同意的,小平同志是支持我们改革。”


在1988年9、10月以至年底那段时间里,了解“物价闯关”这个主意由来的一些知情者们曾经担心赵紫阳承受不住压力,或是不想承担这个决策失误的责任。在前面谈到过的《市场与调控 ——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版)中,曾经有过一段记载:在中央政治局作出“物价闯关”暂缓进行决策几天后的1988年9月11日,“ 11 时,我去薄老处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讲了一些小平同志讲话内容。薄老又问我,是否听到赵总书记说过物价改革是小平同志的主意。我说,没有听到他讲过这样的话。我想,总应实事求是。”这段记载,后来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了。但这个版本中一些记述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物价改革确实是“小平同志的主意”;二是老人们担心,赵紫阳会不会把闯关失败的责任推给邓小平;三是最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李鹏也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证明,赵紫阳并没有推卸自己在“物价闯关”失误中的责任。


笔者还查阅了近10多年来,陆续出版的可能涉及到当年“物价闯关”的有关领导人的著述、年谱、传记和一些人的文章、回忆录。在这些书中,都没有查阅到涉及“物价闯关”这项决策初始来历的记载。在相关的一些书籍和文章当中,反而或明确或隐晦地把责任完全归结于赵紫阳。




1988年9月10日,武汉青山友谊商店,人们隔着铁栅栏抢购黄金首饰。(图片来源:中国网)


2.陈云反对“物价闯关”的意见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1988年5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朝鲜外宾。在谈话中,邓小平直接谈到了中国的物价改革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对经济工作,赵紫阳同志比较熟,看来方针政策是对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要再大一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将来出了差错主要责任是我的。” 这个谈话的一部分后来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理顺物价,加速改革》。但其中“对经济工作,赵紫阳同志比较熟,看来方针政策是对的……将来出了差错主要责任是我的。”一段话在出版时被删除。


显然,邓小平是积极主张“物价闯关”的,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惜为此承担责任。那么,中共党内的另一位元老,具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对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


无论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还是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从未看到任何资料,或是听任何人说起,陈云在“物价闯关”问题上曾经表示过不同意见。2005年,笔者方才看到《炎黄春秋》杂志刊载了一篇名为《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的文章,署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篇从《陈云传》中节选的文章第一次公开谈到了陈云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态度,方让公众知道,当年陈云曾经对价格改革有过不同意见。文中说,1988年“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文章还提到了陈云就此问题的另一次谈话。“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这篇文章在谈到陈云的谈话之后,以十分遗憾的口吻说,价格改革方案后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联系上下文的叙述过程来看,该文这里明显是在指责赵紫阳拒不“采纳”陈云的“提醒”。


前不久的2015年6月,陈云当年的秘书、《陈云传》的主编朱佳木发表过一篇题为《学习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其中也提到了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闯关的意见,并更明确地批评说“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指赵紫阳)听不进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改革方案。”


但从笔者掌握的中央决策过程资料来看,事实上,陈云同姚依林、李鹏的这两次谈话,陈云对“物价闯关”的意见,在当时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财经小组的会议上根本没有被传达,如何谈得上“采纳”?


笔者曾就此专门访问了时任中央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鲍说,他从未看过或是听说过这篇文章,更没有听闻过此事。他曾经列席了那段时间所有的中央常委会、政治局会和书记处会。他肯定的说,没有听到任何人传达过陈云对“物价闯关”的意见,也从没有听赵紫阳谈起过陈云对“物价闯关”有不同意见,更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听到过向陈云汇报的两位当事人李鹏和姚依林在任何场合提起过陈云的意见。


笔者为此又访问了赵紫阳的另一位秘书李树桥,李说那段时间他也从未听说过陈云对“物价闯关”表示过意见。只是在2005年以后,他看到了金冲及、陈群的《陈云传》,方知有此事。李树桥在2008年10月,还曾经就此事专门问了曾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安志文,“1988年陈云明确反对物价闯关,当时您听到过传达吗?”安明确地回答:“没有听到过传达”。从这几位亲历者所言的情况看,陈云对“物价闯关”的意见,没有任何人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乃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做过任何传达。


笔者为此还查阅了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以及房维中主编的《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88年卷(其中载有5月16、19日中央常委会、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的记录)等相关书籍资料,都未见任何有对陈云“物价闯关”意见的记述。在《李鹏经济日记》1988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倒是谈到了“去陈云同志处谈话”,但是所记陈云谈话内容,只是说“物价不可能一下子理顺”,并没有说陈云“斩钉截铁地”“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在《李鹏经济日记》关于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述中,也没有关于他向会议传达陈云反对“物价闯关”意见的记载。


陈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以其在党内几乎与邓小平并驾齐驱的地位而论,特别是以其在经济工作中的影响而论,他对价格改革的意见无论如何都应该向中央常委或政治局传达的,可事实就是如此!


让笔者更加感到困惑的是,时隔不久,赵紫阳也见过陈云。《陈云年谱》下卷中记述:“6月13日,同赵紫阳谈话”。陈赵这次谈话到底谈了些什么?陈云有没有像对李鹏、姚依林一样,当面向赵紫阳谈到他对“物价闯关”的不同意见?年谱中并没有披露,《陈云传》、赵紫阳本人的回忆录中也都未有此次谈话的记载。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赵紫阳是否知道陈云对“物价闯关”持反对意见?如果陈云与赵在1988年6月的这次谈话中直接谈到了对“物价闯关”的不同意见,为什么不能直接在陈云年谱、传记或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公开出来?直接拿出来做证据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时至今日, “物价闯关”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以前述两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曾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的地位而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当年是邓小平首先提出价格攻关的;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李鹏、姚依林在见过陈云后,没有向中央常委、政治局、财经小组传达陈云的意见。但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不去批评邓小平没有采纳陈云的意见,不去批评李、姚在中央的重大决策关头没有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报告中顾委主任陈云的意见,却在文中指责赵紫阳“没有采纳”陈云的意见,导致了中央决策的失误,这个逻辑似乎有点说不通。




1986-2007全国居民消费走势图,在图上可以看出,在1988年前后,居民消费涨幅巨大。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价格闯关”就是放开市场价格,交由市场调节。随后导致了全国范围内严重的物价上涨情况。(图片来源:大公网)



3.“物价闯关”的决策经过

继1988年5月16日,中央常委第一次讨论“物价闯关”之后,19日再次开会讨论物价问题。会上,赵紫阳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第一,要有个统一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搞个文件;第二,国务院要搞个方案;第三,必须为改革创造条件,要准备它出事,要排除干扰,保持稳定。赵紫阳建议,由国务院制定一个5年物价工资改革方案,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


到会的中央常委和列席常委会的杨尚昆、薄一波等也都了发言,表示赞成赵紫阳的意见。姚依林表示,五年内物价过关可以考虑;李鹏说改革应该有长远考虑,物价问题没有退路;宋平说赞成,用小震避免大震;安志文说拖不过去,跳不过去,难度也很大。赵紫阳说,物价越往后拖矛盾越大问题越多,如果全党统一再加上其他措施,稳定地渡过这一关有没有可能?薄一波说有可能。杨尚昆说,必须闯过这一关。薄一波说赞成,不要把难题往后拖。小平最近讲乱子可能会有一点,要有个方案。乔石说,物价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不利,现在还有承受力,能四年就不要五年。


会议决定,国务院成立物价委员会,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主持制订“闯关”方案。


5月30日,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讨论物价改革问题。赵紫阳在会上作了题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讲话,讲话共分十个部分。他说,看来,改革已到关健时刻。情况是:比较容易的改革做了不少,难度大的而又不可能绕开的问题主要是劳动、物价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现在形势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前功尽弃,不可收拾。必须像小平同志讲的,冒点风险,迎着风浪前进,闯过难关。这关闯过了,就可以出现新的局面。


此后,“价格闯关”成为当时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重心。从6月2日起,在姚依林的主持下,国务院物价委员会组织各有关部门,用1个多月的时间,研究讨论了今后5年(1989-1993)和明年的价格、工资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7月11日,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汇报,随后对原来的设想进行了补充、修改。8月5日到9日,李鹏主持的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进行了讨论,原则同意物价委员会提出的设想,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十三大以来的第十次会议,讨论由姚依林主持制定的今后五年价格改革方案。赵紫阳首先讲了话,他说,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方案出台以后,怎么能保证不出大问题;第二是各方面的改革怎么配套,我们的改革要怎么样才能避免出现东欧的情况,即改来改去,反而出现了高水平的价格比价复归。五年之后能不能达到价格改革的预期目的,关键问题就在这里。接着,他从如何做好配套的角度,谈了对压缩基本建设,压缩国内紧俏商品出口、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等问题的看法。


在讨论中,出席及列席会议的杨尚昆、薄一波、田纪云、习仲勋、乔石、杜润生、胡启立、李瑞环、王任重、吴学谦、宋平、张劲夫等,都分别发表了意见,大都表示原则同意国务院的方案和赵紫阳的讲话。只有李瑞环对方案有些不同意见,认为难度很大。曾经列席这次会议的鲍彤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方案,一些人是溜着边讲话,既不明确说赞成,也不直接说反对。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价格闯关’,风险很大。”


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结束时,赵紫阳对会议做了总结,他说,物价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全党统一认识。改革有极大的成功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要看全党能否统一认识,令行禁止,如果不成功,后果极为严重。


赵紫阳还提出了中央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九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家和党外人士要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接着开三中全会。全会的工作报告、思想工作决议的起草工作要抓紧进行。会后,他要求中办就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一个会议纪要。


8月19日上午,赵紫阳到邓小平那里谈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邓表示完全同意。邓还问到,你看还有什么问题?赵紫阳回答:信心不足。邓小平讲了两条,一是要讲发挥优势,讲大局守纪律,各讲各的就会影响大局,党的领导、行动统一靠纪律。丢了优势就会遇到困难,所以还要讲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二是要相信群众,中国群众很好,关键是让他们知道,政治局讨论了,要告诉他们。争论纷纷,最坏的是不了解情况,了解了情况就会取得人民支持,最后要回到中央的方案上来。


4.赵紫阳果断提出:价格改革推迟进行

8月19日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也没有直接宣布出台价格改革的任何一条措施。人们本来已经对一段时间来的物价上涨感到压力,加上这一段时间来,报刊媒体上不断发布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关于“物价闯关”的讲话谈话,发表各类文章宣传“物价闯关”,更加剧了他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这段新闻发布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抢购又带来了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与抢购同时发生的还有银行的挤兑风潮。


此后的两周内,抢购潮和挤兑风迅速漫延到全国。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达到19.3%,8月份更是达到20%以上。受抢购影响,8月份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大大超出储蓄存款增长70.3%的幅度。各地反映,部分商品库存已经超出最低警戒线。


8月下旬,中央结束北戴河办公返回北京。看到各方面汇总来的情况,赵紫阳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从26日以后的三天里,他多次与中央常委、政治局、国务院、中央财经小组的有关同志沟通,提出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征得了邓小平的同意,决定推迟价格改革方案的出台。


8月29日上午,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决定向中央建议,价格改革方案推迟出台。并提出,从现在起到明年,要集中力量治理环境,整顿和建立秩序,认为这是价格改革顺利出台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30 日,李鹏主持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其中包括,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 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等等。这些措施落实以后,抢购风潮终于逐渐平息。


9月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开始时,赵紫阳首先讲了十条看法。他建议,现在五年的方案基本不变,不过步骤上要重新考虑。物价、工资改革不变的情况下,要放慢明年的速度,物价改革步子放小一点。最近出现了大的提款抢购风,货币发行量超过了政治局第十次会议的预计,至少多发了100亿。今年农业欠收已成定局,减产不小,也增加了明年物价改革的难度。物价改革方案五年不变,不过步骤上要重新考虑。第一步即明年这一步,步子要小一些,具体说钢材价格先不搞。


会上,赵紫阳提出,明年改革的重点,要转到治理环境、整顿和建立商品经济秩序,深化和展开价格改革所必须的配套改革上来。明年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控制物价,使之明显低于今年。这对于提高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缓解紧张心理,创造改革条件,意义重大。这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要千方百计的达到这个目标。赵紫阳发言后,与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推迟价格改革的出台都表示赞同。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后半部分,讨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开成了一个“组织生活会”。起因是在姚依林发言之后,李鹏提出了一个问题:外电这几天说我们的改革受阻,放慢了步骤,还说国务院与中央不一致,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国务院的决定是紫阳同志指示的。李鹏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所指。


前几天,在中央高层酝酿对“物价闯关”决策调整,并经邓小平同意以后,赵紫阳决定,在中央财经小组的下周例会上,也就是8月29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当时,赵紫阳仍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据鲍彤回忆,就在中央财经小组还没有开会,新的决策也还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正式认可的时候,8月27日,李鹏抢先要国务院办公厅给各省、直辖市政府打电话,说“价格改革方案停止执行”。这让各地方大员们感到莫明其妙。中央政治局说要改革,媒体也发了消息,现在国务院却来电话通知说“不执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下面议论纷纷。有人说:“财经小组犯错误了,价格改革是冒进。”好像是国务院“纠正”了中央财经小组的错误。紧接着,港台媒体上就出现了“中央与国务院不一致”的说法。


鲍彤这里谈到的8月27日李鹏要国务院办公厅给各省市政府打电话的情况,笔者目前还未见有其它公开的直接资料可以佐证,但却有一个间接的证明,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版。在这个征求意见版的1988年8月30日记载中,一开始就讲:“上午 9 时,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了国务院通知。经过热烈讨论,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下午,又把通知和新闻稿写出来。总书记亲自作了修改,取消了一些段落,把总书记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看法是一致的话去掉了。他的意思是,说不清楚,不如不说。批语是‘在目前有些话不讲反而好些’。”这里说赵紫阳“把总书记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看法是一致的话去掉了”,就表明当时外面已经有了“总书记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的看法不一致”的说法。而赵紫阳的“说不清楚,不如不说”这个态度,也证明在此前确有“不一致”的说法发生。请注意,这篇日记时间是8月30日,李鹏主持作出“下半年不再新的调价措施”决定的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上午刚刚开过,外面出现“中央和国务院看法不一致”说法显然不是由这次会引发。按时间推断,赵紫阳提出改变“闯关”决策是8月26日,29号是中央财经小组会,那么导致“不一致”说法产生的原因只能是发生在27、28号这两天。鲍彤所说的李鹏未经中央讨论决策,擅自要国办给各省市政府打电话,说“价格改革方案停止执行”这件事,时间恰恰是27日!


这件事情,明明是李鹏违反组织原则,在事情还未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或是中央常委、政治局讨论,就于27日抢先发出电话通知,造成下边思想混乱,以为“国务院和中央不一致”,可他却在9月2日的政治局会上,说是他这么做是赵紫阳指示的。本文前面讲过,赵紫阳确实先找姚依林、后找了李鹏等人,商量过推迟价格闯关的问题,但这只是决策前的酝酿过程。“物价闯关”的决策,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在没有征得邓小平同意之前,在中央财经小组、中央常委、政治局没有开会改变决策之前,赵紫阳没有,也不可能要国务院直接通知下面“停止执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如果赵紫阳连这点决策程序都不懂,那他也枉为中央总书记了。


另外,李鹏此时说,“国务院的决定是紫阳同志指示的”,会让人以为,29日中央财经小组开会,决定放缓物价改革步子,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是根据财经小组会决定才召开的,完全符合组织程序。岂不知,李鹏在这里搞了个瞒天过海,用30日国务院合法的常务会议,掩盖了27日他违纪发通知的事实,把外界说“不一致”的责任推给了赵紫阳。


在9月2日的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为了维护高层团结,赵紫阳并没有直接批评李鹏,而是在李鹏讲话中插了一段话,对推迟“物价闯关”的决策过程作了一个说明。


赵紫阳说,当他对价格改革的步子该怎么走,要不要延缓进行有了新的想法之后,他是先给姚依林打电话说,考虑到当前形势,价格改革的方案是不是推迟出台,请姚考虑一下,先不和大家讲,免得动摇决心。姚依林说是不是推到下半年搞。赵紫阳问推迟一年是不是可以?姚依林考虑了一天,同意推迟一年。然后赵紫阳找了安志文等几个人商议,又找李鹏、姚依林、张劲夫三人谈了一次。此后,赵紫阳找了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谈了他的想法,并请他们向小平汇报,商量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推迟钢铁价格的改革,整个价格改革的步子调小一些。赵紫阳还说到,前几天(8月29日),他约了王瑞林到办公室,比较详细地谈了那些新的想法,请他向小平报告,并且请他安排面见小平,和小平面谈这一重大决策的改变。邓小平回复说,同意这个部署,没有不同意见,不再谈了。这样才开的政治局会。


列席会议的鲍彤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李鹏和姚依林两个人讲了很多话,但又没有提出什么明确意见。你坐在边上,听他们讲,都搞不清楚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那天,讨论了一个上午。其它人没有讲什么,主要是他们3个人在讲。当时,紫阳很不高兴,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呢?本来是工作上的问题,这么一搞,就变成人事关系问题了。”


在这次会上,其他政治局委员包括江则民、李瑞环、李锡铭、丁关根,及列席会议的王任重等发了言,委婉地对中央的决策提出了批评意见。赵紫阳说:“方案(即价格改革)是我提出来的,尽管具体方案是依林测算的,但这个事情造成的影响由我来负责。”他接着说:“政治局在北戴河通过的时候,我也是赞成的。现在,外面的议论很多。好像说常委、政治局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矛盾,有争论。今天,请大家都在会上谈一谈。我在这个问题上有责任,考虑不够周到。”


赵紫阳认为,不管是谁提出来的,“物价闯关”的方案是他安排姚依林组织人制订的,决策是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来的,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应有的风范。但是,公正地说,这个责任,他有,邓小平有,主管国务院工作的李鹏、姚依林也有,当时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成员都有。


特别是中央后来作出中止执行“物价闯关”这个决策,是赵提出来的,在纠正“闯关”的决策过程中他也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赵紫阳在这个关键时候,冒着政治风险,特别是冒着冒犯邓小平的风险,不顾个人的毁誉,在政治局已经通过方案以后,能够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果断地、实事求是地提出修改决策的建议,并且能顾全大局,闭口不提邓小平与此事的关系,勇于为此承担责任,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邓小平在1988年“物价闯关”问题上,也没有讳言自己的责任。1989年3月23日,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干达总统时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这些失误同我们这些老人有关系。现在领导层中的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当然也有份,但主要是老人,老人中主要是我。如果讲失误的责任在谁,李鹏总理在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我作为一个老人也有份。我们的根本观点是,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我们大错误没有犯,但小错误不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


那么,在20多年后的今天,对这场被中止了的“价格改革”究竟应该怎样看?


赵紫阳后来对1988年“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物价改革上采取的是调整和放开相结合的方针。……这就是说,总的是面向市场,走逐步放开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道路。而这次提出的价格改革方案,就不是这样逐步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而是由政府大幅度调整价格,达到理顺价格的目的。这既反映了当时在价格改革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反映企图以政府的力量来改变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制,达到双轨并轨,或者缩小计划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这种思路根本上违背了价格改革的正确方向。因为它不是使价格逐步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计划调整来决定价格,实际上走的还是计划决定价格的老路子。”他认为:“在两种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只能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这一部分;逐步缩小计划经济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缩小,一块一块、一批一批地缩小;用市场经济逐步蔓延,计划经济逐步收缩的办法。而不可能采取一种改革方案,一下从整体上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现在看来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改革思路要改变。”


在谈到价格改革的时机选择和策略时,赵紫阳又说:“价格改革选择的时机和宣传上出现了毛病。”“本来价格已是议论中心了,又要酝酿价格改革,而又选择了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引起社会恐慌。特别是宣传上很不恰当,吃亏很大。这是当时挤兑抢购的主要原因。人们不是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价格改革,从设计、讨论到制定方案,报纸不断地发,有小平讲的,也有我讲的,把这个问题突出起来。说过去改革容易的已经改了,现在要攻难点,要闯价格关,要知难而进。使人心恐慌,纷纷挤兑抢购。”“我们又未冷静地加以分析,过急地提出治理整顿,结果给反对改革主张复旧的人提供了一个口实,造成几年的经济滑坡。”

5.治理整顿: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主题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赵紫阳几次谈话所提出的主要内容,从9 月初开始,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对原有的以“物价闯关”为中心的文件写作思路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把起草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和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问题上。


9月12日上午,邓小平在他的住地听取了关于调整后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的汇报。参加汇报的有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邓小平在谈到价格改革决策调整时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邓小平还说:“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邓小平这次谈话的基本精神,迅速被传达给了起草组的各位成员,融入了正在起草的三中全会报告稿。


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姚依林对调整后的价格改革方案作了说明。赵紫阳指出:今后两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治理整顿,既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央这一决策的内容和实现中央决策的保证条件。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十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稿。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对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批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一些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组织实施。”


赵紫阳对他在提出推迟出台价格改革的建议之后,又主导中央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策,也曾经有过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当时“我们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也过重了。认为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没有对通货膨胀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提出了‘治理整顿’的口号,提出从1989年开始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整顿上。当时的用意是稳定人心,但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现在看来不必如此,也不应当如此。而应当继续稳定经济,就是进一步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可以稳定下来,不必大的调整,大的收缩。深化改革,就是继续缩小计划经济这一块,发展市场调节这部分,情况就会顺利发展。当时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顿,还是想迅速创造一个条件,然后再来进行价格改革和工资改革,以便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状况。后来看来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


赵紫阳用一句话总结说:“总之,1988年围绕物价改革问题,可以说是一错再错,我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里,他用了“一错再错”四个字,可见之痛心疾首。

(作者为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人员)

注释:
1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144-145页。
2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251页。
3参见房维中主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18-119页。
4参见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9页。
5同上,第141-145页。
6参见房维中主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45-146页。
7见《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229页。
8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10页。杨所加的注释注明这段引文的来源为“作者听新华社内部传达”。但杨书中说,邓与李这次谈话的发生时间是1988年3、4月,全国人人大开会期间,笔者认为有误,据《邓小平年谱(下卷)》所记,邓小平是“5月5日在住地同李鹏谈话”。另据下文所引的《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版)记载,这次是在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首次见邓小平。
9据笔者推断这个版本是为征求意见所用,所以称其为“征求意见版”。
10《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版,上)》,1988年5月5日。
11《邓小平年谱》下册,第1014-101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1页。
13 当然,这里谈的只是唐欣与笔者的推断,还须其他资料的佐证。
1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2-263页。
15薄老,即薄一波。
16《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版,上)》,1988年9月11日。
17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52-153页。
18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载《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10 期。2007年出版的《李鹏经济日记》上卷,1988年5月28日简要记述了李鹏与陈云的谈话,但没有陈云说“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的记载。见新华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534页。
19 朱佳木:《学习陈云的改革开放思想——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载2015年6月10日中红网。
20《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前面所提到的《炎黄春秋》杂志上那篇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署名的《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据文后记说,是该书第43章的一部分。
21见《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第21期,载《历史研究集粹》第二集,第160-161页。22参见《李鹏经济日记》上卷,新华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534-535页。
23《陈云年谱》(2015年修订本,下卷)第466页。
24参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8年卷,第153-161页。
25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谈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十三大筹备期间,邓小平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总理后仍然能指导经济建设和改革。因为当时我不兼总理,李鹏当总理,许多人有顾虑,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多年来是我领导的,我比较熟悉。而李鹏对经济改革的态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对他也不放心。所以邓小平专门确定一条,我不担任总理后仍然要管经济工作,因而专门成立财经领导小组。财经小组实际上是使我继续领导经济工作的一个组织形式。”(2009年5月第二版,第257页)。
26《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1988年8月30日。
27《李鹏经济日记》2007年初正式出版时,这段“赵紫阳去掉‘总书记与国务院负责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一段”记载被作者删除。
28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1989年卷,第50-51页。
29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145-146页。
30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248页。
31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249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
33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255-256、247页。
34赵紫阳:《改革历程》第二版,第148页。



感谢吴伟先生授权本社公众号转载,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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